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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程度而言，股指期货已经成为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股市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市场对此高度关注、高度敏感，其原因可大致归纳为两条：其一，股指期货所具有的高杠杆效应可能极大改变现有市场力量对比和财富流向，其做空机制则有可能大幅扭转追涨杀跌的交易习惯和从众心理；其二，急剧飙升至6000点左右的中国股市不断拉大多空分歧，一路单边上扬的牛市行情究竟会向何方演变？股指期货会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类问题时刻“烤炙”着日渐紧绷的市场神经。

　　作为金融领域最主要的避险工具及定价手段之一，股指期货已经发展为成熟金融市场中的主流产品。目前，全球股指期货、期权和个股期货、期权交易占到全部期货、期权市场65%左右的份额，因此，就大的趋向而言，发展包括股指期货等在内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中国构建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围绕这一新生事物而展开的讨论，大可简化为何时推出以及如何推出等具体议题。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种种事关股指期货的时间表说法不一、变动频繁，这种踯躅摇摆反映出股指期货推出的时机确实难以把握，决策层实际背负着加快或者延缓股指期货推出步伐的多重压力，其中加快股指期货推出步伐的压力主要是：

　　第一，近年来，海外市场不断推出以新兴市场股指为标的的期货品种，如果内地金融市场不能加快培育本土产品，其后果不仅仅在于可能丧失自主定价权，而且也会因为存在一个规模庞大但又难以监管的海外影子市场而风险骤增。毕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多长时间内隔绝于外部市场波动，已经是个答案不言自明的问题。

　　第二，自2005年起步以来，中国股市一路上涨暗藏危机。短短两年时间，上证指数从1000点急剧飙升至6000点，两市市值从3万亿元急剧飙升至28万亿元，大多数A股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成熟市场同类公司。而在造成此泡沫化倾向的诸多因素中，很重要的一点即在于A股市场参与者只能从股价上涨中获利，这种机制性的缺失反证出中国股市需要股指期货之类的制衡工具。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金融创新都会碰到必要性与可行性之间不甚匹配的困顿。具体到股指期货问题上来，当下最难令人放心之处在于，中国股市历来存有恶庄操纵、跟风博傻等顽症，这种先天不足有可能使得期货、期权等高杠杆投资品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常轨道，甚至存在蜕变为少数人洗掠财富工具的可能。

　　除了防范其本身被过度投机以外，针对股指期货而需进行的另一项必要的考量是，它对现货市场可能造成何种影响。应该看到，经过反复拉高，中国股市开始面临回调压力，当此泡沫将破未破之时，股指期货的推出会否导致市场预期转变，各路资金因羊群效应而恐慌性外逃？另须提醒投资者的是，股指期货的推出会否导致庄家大举吸筹以为日后逼空作准备，从而使得已经透支的股市行情更趋狂热？或者在上述的一冷一热，一惊一乍中反复煎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金融创新必须以相应的技术水平、市场条件、制度环境、投资理念为基础，这方面，起步阶段的中国股市并不缺少教训，远的如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次国债期货风波，近的如近年新创设的权证交易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这些教训当能为拟推出的股指期货提供一些排毒祛火的引子。

　　归根结底，金融期货不是什么万能仙丹，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我们能不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规避它的消极影响，归根结底要看我们为它打下的基础牢不牢，营造的环境合适不合适，我们的市场主体到底能不能自我负责，我们的制度设计能不能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

　　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点是真正的能自我负责的市场主体在公平统一、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下自由竞争。亦即真正的市场主体与公正的市场规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现实中，若干市场领域仍较理想状态有不近的距离，仍有较大可改进的空间，尤其是不少市场主体自我负责的能力，较前些年进展相当有限，应当发力。

　　围绕股指期货推出的市场建设亦是如此，尽管我们不能指望股指期货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但尽最大可能扎实做好前期准备，稳步推进基础培育，则以股指期货为突破口的中国金融期货市场在从无到有之中，能更顺利地从弱到强，从而自觉适应、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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